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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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百周年纪念特刊的头条写道：“人类能够拯救这个脆弱的行星吗？”文字的旁边是一张水晶般地球的全息照片，当地球倾斜着时，看起来就像是摔破了。球体的完整形像被授给环保英雄，旁边的说明则写着：“我们的星球就象是托座上的精致水晶球，值得我们做最妥善的照顾。”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５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之声。
　　
　　与新疆各界人士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要谈起时下最热闹的“西部大开发”这个话题。谈到当前的“热”时，竟然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协议最后会落到实处。一个在当地颇为活跃的记者私下里说：“每个招商会议来了好几千人，平均每人最低花费１万元，加起来就有好几亿。将这些钱支持新疆也够了，可能比那些意向性的协议还更实在。那些意向性协议上承诺的投资，天知道最后能落实多少？”
　　
　　我于是想起去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是与吐鲁番附近一个党校的教师闲聊。
　　
　　这位教师当时对东西部地区差距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举上海与广东两个地区为例，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均ＧＤＰ比新疆高得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认为，新疆与上海广东这两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态资源系统不一样，由此决定的发展程度也不会一样。新疆必须要承认这种先天的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但那位教师不同意我的看法，只是纠缠在结果是否均等这一问题上。
　　
　　部份人怀疑“西部大开发”究竟是否有实效，认为目前实在是有点虚热，担心又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新疆的发展就是缺钱，只要有大量的投资注入，新疆就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理解新疆人民急于拉平地区差距的急迫心情，但我们必须正视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因为新疆地区缺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而任何地区要开发，总得解决水源的问题，否则人将何以存活？至于从去年开始出现的那个大而无当的“水工程神话”，我一直觉得它与《伊索寓言》里山雀夸口煮海的故事差不多。随着对新疆的了解加深，这种关于资源限制的考虑也越来越挥之不去。我几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那些或远或近的旅游景点，一路上总能看到一排排已经死去了的枯黄的白杨树，据说这种防护林工程就是因缺水而难以见效，栽种的树成活率不高。自从１９８４年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最先启动的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据当时见诸于报纸的各种报导，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但是，荒漠化并不是一种荒漠的“入侵”，而是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国土整体“退化”，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北京的“后院”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政府只好再扩大防线，开始建设太行山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一共构造了“五大防护林体系”，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但这边种树，那边又在砍树，从全国总体情况看，陷入了“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恶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就是在这个荒漠化日益严重的区域进行，让人不由得担心西部地区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这一忧虑不是始自今日，从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开始，我就认定一个事实：人的生存，必须要受生态资源的制约。那种由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来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实在是种完全彻底的唯心论。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发展得好些？为什幺有些社会始终在较低层次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徘徊？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释世界各地为什么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各学科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各种解释都曾领过一段风骚。独独只有一种学科解释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那就是地理学。曾有先贤进行过这种努力，比如孟德斯鸠就曾试图建立地理社会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神学阐释，从而使还未诞生的地理社会学沦为学术界的笑柄，严重损害了这一学科的声誉，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思想界一直在清算“地理决定论”。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质量确实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盘点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系统
　　
　　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
　　
　　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打开中国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