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力量转移：可持续发展呼唤历史性的人口转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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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生态还是反生态：人口的分野

任何一种发展实际上都是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一种互动和人类在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历史选择。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人类并不是一直与对抗的，正确的说法是两者一直处在亦敌亦友的双重关系中。事实上，有很多历史典故告诉我们，在相当多的时候，人类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是时刻将自然的恩德铭记在心并通过种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在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使得人类既敬畏自然，又无更多的余力去打造自然来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基本上符合绿色经济的范畴。农业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文明，但是以低生产力、低投入为前提的初级生态文明。在人口增长缓慢的农业经济，自然有足够的养育力来承担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活动，除非是错误的政策、战争和饥荒干扰了自然与社会的复合平衡系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人口和生态问题上的双重失误。建国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以粮为纲"政策的实施，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垦草种粮十得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巨大的生态赤字至今仍在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但在化开始之后，人类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极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贪婪和无知，"人定胜天"的妄言使我们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代价。"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成了跨越国界的""性现象。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对道德的背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而且还在以惊人的景象继续上演。2000年年底是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一控双达标"环保目标的最后期限，即在12月31日之前，全国各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指标内；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重点城市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但实际情形是，根据9月份的统计，全国已经达标的引诱21.45万家，尚有工业污染23.8万家，其中不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达标行动。1 世象纷乱、道德无着将文明的演进推到了又一个选择的历史路口。这是工业文明落幕的信号，也是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诞生的契机。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人类尊重自然之时，往往是我们生活无忧之时；相反地，当人类背叛自然之时，就到了作践自己之边缘。"环境难民"的大量存在就是证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关系从人类亲生态还是反生态的最初时刻就有了方向和结果。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发现：玛雅文明的湮没、古楼兰文明的消失等等无一例外地逃不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客观规律。

自古以来，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共存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整套璀璨多姿的文化理念和生存法则。整个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地破坏自然的历史，也是不断地重建自然的历史；是不断地耗损资源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再生（造）资源的历史。一旦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掠夺超过了对自然的养护和回馈，人类的发展就出现了不可持续的景象，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人类开始警觉和反思的地方。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十五"期间是中国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关联21世纪中国的整个发展前景。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巨大的，其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就是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恶化的趋势还非常严重。譬如，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将成为今年沙尘暴的新动向。 从生态人口学的角度看，就是笔者所定义的"反生态人口"的规模和力还过于强大的缘故。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果宏伟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没有全民族的参与和支持，任何雄心壮志最终还是无法实现。

可持续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简单说，我们需要的是亲生态的人口，而不是恶（或反）生态的人口。人类行为背后的终极推动力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但是历史经验又表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舞台和历史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我们的行为也是有边界的。任何为所欲为、不尊重规律的做法都将自食苦果。

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反生态人口？人类的智慧和理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贫困、愚昧、利欲熏心以及人口管理的松懈是恶（或反）生态人口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反生态、恶生态的人口？贫困所导致的生存压力和无路可走，愚昧所导致的目光短浅和竭泽而渔，利欲熏心所导致的拜金主义和与自然为敌，以及管理的松懈所导致的破坏性力量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立面。在中国，恶（或反）生态人口业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大敌。他们以破坏生态为业，不多的人数即可造成极极端严重的恶果，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譬如，专家们通过对河西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