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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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 人口转变的与现状

１ 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革命的过程之中完成。

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左右。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措施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动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１９６４-１９８２年则高达２．１０%,其间的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而在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贯彻实施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１．５０%。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９２年,中国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明显下降,从３６%降至１８．２４%。死亡率除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三年以外一直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１９４９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２０%,７０年代以后降到８%以内,１９７７年以后死亡率持续降至７%以下;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９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６７．６９岁进一步提高到６９．７岁,死亡水平仍在进一步下降。

１９４９年以来,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很大。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是建国后第一个增长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平均略高于２０‰。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因自然灾害和大饥荒而出现一个明显的低谷,１９６０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１９６１年也只有３．７８‰。

１９６２-１９７３年,伴随着生活状况的封闭型稳定状态,自然增长率出现第二个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长率达２０‰以上。从１９７４年开始,自然增长率降到２０‰以下,１９７９年达到１１．６１‰的低增长水平。１９８０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