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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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把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归结为由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下降引发的观点，或是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有关的观点，都是将其外在表象误作本质所致。因为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下的出生孩次比例，就是第一孩、二孩比例大幅度上升、多孩比例急剧下降，生育年龄大大推迟。然而，70年代的总出生人口性别比却为106.31，较60年代总出生人口性别比106.66还略低。这就充分说明了出生性别比与出生孩次构成比、生育年龄推迟与否均无质性相关关系。

如果以韩国1982～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迅速上升为依据进行相关，就会得出高度相关系数，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以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左右降至1982年的2.7，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正常或相对稳定为依据来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无相关关系的推论，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相关关系。

韩国在生育上存在强烈男性偏好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在一个时期内没有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却有高度相关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必须在定性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割裂变化的过程。否则，就会把问题搞错，或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同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也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关系。产生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有显著关系这样一个偏颇结论，主要原因是没能正确地掌握与运用相关分析。

中国与韩国都是在生育上男性偏好较强的国家。随着生育水平急剧下降至趋近于更替水平或以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也随之移到低孩次上。

虽然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不能直接出生子女的性别，但是，如果只生有男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停止再生育，而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再生育，或者说，如果只生男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远远大于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在低生育水平下，相应的低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构成比分布，既是影响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大因素，也是构成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成因。

由此可见，生育率急剧下降中产生的出生性别比升高，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的构成比分布改变密切相关。然而，根据分孩次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的值域可知，该值域对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及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幅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与韩国的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升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孕妇通过"B 超"对胎儿性别鉴定并有选择性地进行人工流产。这就是说，受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变动影响，本应是有限升高的出生性别比，但在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人为因素的干扰下，则远远背离了理论上允许的上升范围。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等因素相关的问题

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同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涂平认为，"出生性别比失常是我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有的学者（顾宝昌，Krishna Roy 1996）认为，近年来在一些亚洲人口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以下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的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有的学者（穆光宗1995）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在中国不会是一种巧合而是必然，其根本原因是"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开始下降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其以下，普遍经历了100多年的自发下降过程。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却从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表现出高度和稳定性。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及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对出生性别比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人民大学人口所学者乔晓春于1992年指出："瑞典在过去200多年中活产婴儿性别比出现了升高趋势，1751～1760年的平均值104.4增加到1971～1980年的平均值106.0.这一上升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瑞典出生性别比的增长是与死产婴儿性别比的下降同时出现的"。虽然瑞典出生性别比升高1.6个百分点，但仍置于102～107的值域内，可以认为是相当稳定的。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