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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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以来，农民有了土地耕作经营的相对自主权以及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城市里的户口、粮油配给、公费医疗、就业管制等制度相继软化，各种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兼之城市建设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农民自由流动的空间。农民流动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84年以前，农民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是进入乡镇，即“离土不离乡”；而1984年以后农民除就地非农转移外，开始离开本乡，到外地农村或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特征是“离土又离乡”。学术界对流动农民的与农民流动的特征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有直接关系。随着政府部门管理流动农民的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容忍再到整合的转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从该不该限制农民流入城市，转变到对农民进入城市后生活状况的描述，进而探讨农民作为一个新的结构性要素对社会结构的可能。研究的目的也从单纯的对策性研究转向结合有关的探讨。本文综合了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概括出这些研究所采用的五种主要的理论视角。 视角一：社会分层与流动 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处于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随着计划体制的逐渐消解，原来依赖于硬性制度安排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是原有的以户口为标志的城乡两大身份群体内部产生了剧烈分化；另一方面是新社会群体的生成，导致一种新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的出现。流动农民就是其中一个数量众多、引人注目的重要社会群体。 在使用西方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理论对这一群体进行时，学者们注意到，与西方的个体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途径不同，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流动农民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因而多数研究者将流动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户籍制度妨碍了中国农民的身份转换。改革前推行重优先战略，形成了与之配套的“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体制、户口管理体制这“三驾马车”，共同阻碍了农民的流动（蔡彩，2000：15）。改革后这些障碍只是部份消除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仍旧持续存在，原有的户籍身份体系仍然生效。这种身份限制使得农民难以真正溶入城镇社会结构中，只能成为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人”或村民和市民之间的“边缘人”。流动以及职业转变并未彻底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虽然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其社会地位却并没有明显变化。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正是“三驾马车”制度遗产的惯性。他们的地位虽高于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等级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 在社会流动方面，他们的流动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更是一种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变化。由于农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利最少的阶层，对他们来说，社会流动的结果往往是得多于失，这从乡村流动人口的家庭与非流动人口的家庭之收入对比，以及乡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同时，已有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的初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下降的只是极少数，但因流动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政府制定的流动规则制约着农民的流动机会和流动类型。比如，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农民前次职业的业绩不能积累、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工作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上升的较少，这样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袁亚愚，1994：116；李强，1999、2000）。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流动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当地社会处于“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认同性整合畸形”的状态（王春光，1995：231）。他们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会”。在社会总的分层体系中，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属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但流动农民对原来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双二元结构”。更有学者认为，流动农民作为“一个过渡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不是加剧了而是缓解了城镇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并正以其特有的边缘群体身份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稳的重组”（李培林，1996）。 除了上述将流动农民视为一个整体的宏观分析外，还有对这一群体流动和分层的微观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认为，流动者中已形成两个基本群体（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和两个特殊群体（管理者、游民）。也有学者利用深圳致丽玩具厂一场火灾之后遗留的信件分析了“打工妹”群体内部的关系（谭深，1998）。研究者早也注意到这一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或者说群体内部已经出现较大分化。单从流动农民开始进入城市时所携带的资源来看，有的只是携带劳动力这一单一资源，有的则拥有多方面综合资源，而携带的资源不同则决定着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城市社会，前者往往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