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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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与民族变迁剧烈、人口流动频繁的唐代，幽州地区在中古时期格局变迁的大势中，从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成为对历史大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本文试图通过归纳唐代以幽州为中心人口流动的种种表现和特点，探讨这一地区社会变迁中的人口基础。 关 键 词： 唐代 幽州 人口流动 一、 唐代幽州历史地位及地理界定 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口变动而体现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不仅有空间位移和区域转换，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还反映了社会结构深层改造和社会群体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大致相当于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人口流动的趋向及由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既是唐代社会变迁的 反映，也是幽州本地区历史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 幽州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中国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经济形态和民族构成、文化取向的转换频率高；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多点次中心和向四外辐射的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是东北亚贸易往来的中心枢纽，幽州的社会环境和统治集团所属群体意识直接关系到这一贸易枢纽的兴衰与位置；其三，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换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唐宋时期，幽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和人口的空间流动，揭开了东北亚政治民族变动的新格局，引发了民族和区域文化的重组。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重心东北移及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幽州在全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这种转变的枢机正是自唐代开始启动，到元朝定型。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与西北、西南边境人口自天宝末年被迫不断外迁的局面相反，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东北地区，人口内迁的趋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继续。唐末五代，西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人口双向流动呈现停滞状态时，以幽州为枢纽的河北地区仍然是东北、北方人口南下和北方各地区横向流动的大通道。[1] 赵翼有言“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1] (卷二0，p443)赵翼所谓的“地气”，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重心”。我们讲重心转移，讲唐宋社会变革，幽州地区的变化至关重要。 唐代幽州做为一个行政地理单位，其空间概念可析分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属狭义概念，指幽州城（或称蓟城）；第二层含义，指包括州（刺史）一级辖区所属各县；第三层含义属广义概念，指幽州总管府或节度使所统。囿于史料，狭义的幽州人口流动无法具体和深入；广义的幽州，范围又过大，似不利于集中。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第二层次意义上的幽州。唐幽州刺史辖境、属县前后期屡有变化，大致范围包括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唐开元年间分幽州辖县渔阳、三河、玉田置蓟州，大历四年置涿州，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隶之，属幽州都督管辖。因此，幽、蓟、涿仍是三位一体。 唐代，东北地区形势变化非常剧烈，幽州与平、营地区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开元、天宝年间幽州（或称范阳）节度使往往兼平卢节度使，一开始虽然分合不定，但到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兼有二镇之后，玄宗委安禄山以重任，使其兼二镇十余年，以后幽州节度使实际上兼领平卢。安史之乱后，肃宗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唐廷“仍故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陷，又兼卢龙节度使”， [2]（卷二二二，p7141）卢龙最终取代了平卢。幽州（范阳）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遂成为定制。[2]但仍有两套使府，二府同处于幽州城内。[3]因此，在叙述中，幽州的人口变化也经常和相关及周边地区重叠。 -------------------------------------------------------------------------------- [1] 参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第111-130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安史之乱爆发后，侯希逸被任为平卢节度使，后被迫“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 见《新唐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第47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3] 王永兴先生推测“幽州节度使府可能设在幽州牙城的南部，可以称为南衙，卢龙节度使府位于幽州牙城之北，可以称为北衙”。（见《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第403页，收《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鉴于此，平卢（后为卢龙）军与幽州往往不能分开论述，因此，必要时也将平卢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