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失误和挫折?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失误和挫折?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失误和挫折?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失误和挫折?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当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赢得了政权并宣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唯一的指导方针时,它的真实涵义往往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将统治一切,在它的意志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或活动有合法的存在余地,它的权力具有不容反对、不容撤换的绝对性.
二、这个最高领导将把它所做的一切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它的行为作为论证.它的一切,也只有它的一切才被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它所有与之不同的解释都事先就遭到了拒绝.
三、这个最高领导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它不能公开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它不能明确地放弃诸如消灭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等基本主张（但是它可以把这些主张的兑现任意地提前或无限期地延迟——依当时情况而定）.
根据上述三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知道：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为借助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逻辑,领袖代表了、事实上是代替了人民.领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而任何来自人民的意愿,如果它不符合于领袖的意志的话,它就不被认为是人民的意愿.
不仅如此,这样的国家也决不是什么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统治国家,是党的最高领导们在统治着国家.共&产&党之所以能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共&产&党的领袖们以专制的办法治党.
所谓民主集中制异常清楚地揭示出共&产&党的领袖们以专制的办法治党这一秘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最高简短的概括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它所强调的是片面的服从,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它完全回避了第一条——「少数服从多数」与第三条——「全党服从中央」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中央（它无疑在人数上是少数）与全党或全党中的多数发生意见分歧时该怎么办?由于否认不赞同中央或反对中央的意见或派别有公开传播自己观点的充分机会,所以,中央可以预先防止任何党内反对意见形成可见的多数,这就造成和维护了中央对全党的专制地位.本来,全党的代表大会是唯一的可以显示多数权威的场所,但是,由于中央可以任意确定开会的时机,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央可以明确地要求下面按照它提出的标准确定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而它的标准直截了当地就是坚决拥护现行的中央路线,这样就使得每一次代表大会变成了中央一手操纵始终的一场戏剧.中&共三十多年来的历次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和所谓路线调整,没有一次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进行的——一切都在幕后预先得到了解决.这便是共&产&党不过是党的领袖们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最有力的证据.民主集中制——这本来是共&产&党的原则——也被写进了中国大陆的宪法,它表明最高领导对全国的专政,不过是他们对全党专政的简单的向外延伸罢了.
由此,我们就应该懂得在极权国家中,所谓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样,同属神话；而且前者比后者更是神话.那种以为人民民主不可为,转而希望在共&产&党党内先实行党内民主的人显然是误解了极权国家中党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二者要有都有,要无皆无.因为对党专政和对人民专政完全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
基于同理,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造成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瘫痪是「破坏了共&产&党国家统治常规」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本来就意味着领袖们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所以不是不可更换的.「文化革命」没有破坏共&产&党国家统治常规,它只不过是把这种统治的实际内容或是本质联系加以暴露而已.至于这种暴露会引出某些有益的教训,那是另一回事.
「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含义．
如果把前面总结的三条翻译成官方语言,那便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宣称他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我在前面归结的三条（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强调在这六条标准中,坚持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最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最大的罪名.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他也特别强调其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项原则）.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一直有不少人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抱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不懂这两条原则的真实含义,因而他们常常对现实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做出不恰当的解释.
一种最常见的误解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不少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冥顽不灵,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致.所以,他们一看到某些领导人谈到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乃至于要「敢于抛弃那些不准确的,过时的个别结论或原理」,并且表示「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解决今天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们就兴奋异常,以为这是一种根本性变化的征兆,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殊不知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一类在夺权中获得成功的共&产&党,从来就是十分灵活的.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来就是以极其实用的态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孟什维克要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斯大林挖苦他们是「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比起毛&泽&东,王明显然更带教条气味.对于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其目的主要是用来说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因此,这种强调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它既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同时又会为别人批评提供依据.
林彪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当他说：「马&克&思离我们太远」时,他无非是在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做铺垫而已.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语）那是指的毛&泽&东的话,而不是指马&克&思的话,否则,人们就很可以用马&克&思来批评毛&泽&东,用「先王」的名义反对「后王」了.儒家提倡:「法先王」,与其说是出于保守,不如说是希望给当朝的帝王多少一点限制；而「法后王」则意味着赋予当今的执政者绝对的权威.在这点上,共&产&党像法家,总是提倡「法后王」.华&国&锋何尝是真正的「凡是派」?他逮捕「四人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显然不是「照原来的方针办」,他之所以在口头上大谈「凡是」,不过是希图以「先王」的名义为自己「护法」,不过是为了压制邓小乎出山.从原则上讲,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和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并无两样.一方面,他需要从肯定「先王」的权威而获得「正统」的名义；另一方面,他又需要部分地否定或抛弃「先王」的权威而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一套.由于邓小平是作为被「先王」毛&泽&东公开否定的人物而「复辟」上台的,加上他确实打算对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使得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修正意识和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既然邓小平从来不曾在我所指出的三个方面表示出改变的意向,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对他领导的这场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加以怀疑.事实上,我可以说,那些对这场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表示怀疑并从而感到兴奋的人,说到底,仍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或曰社&会&主&义国家究为何物缺乏洞见罢了.
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它告诉我们：除非明确地要求限制党的绝对权力,肯定人民的基本自由,否则,我们的批判并不能改变我们社会的极权本性.有的批判,看起来十分尖锐；进行这一类批判常常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归根结底,极权社会是能够容纳和接受这类批判的（有时是正大光明地接受它们,有时是不声不响地接受它们,有时则是通过一番改名换姓之后接受它们）.一个「从谏如流」的专制君王依然是一个专制君主,而且往往是更精明、更厉害的专制君主.历史上那么多坚贞敢言之士之所以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自由的制度或传统,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的这个主张或那个主张能否获胜,能否为帝王所采纳,而很少乃至于从来没有注意到普遍的、抽象的自由权利的确立.他们只是要求皇帝做一个好皇帝、政府成一个好政府,而并不是要求限制帝王的权力,规定政府的职责范围.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仍然采取的是和前人类似的立场.我并不否认这种立场的积极意义.毕竟,好政府总比坏政府好.更重要的,由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往往搞得很糟,它常常会拒绝、会镇压那些对全社会有益、对它自己也无害的意见,这就有助于把人们的怀疑与思考引向深入.而忠臣与叛逆则只有一步之差.但是我自己并不打算扮演这样的角色.
以上节选自胡平《论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