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在为人处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世说新语在为人处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世说新语在为人处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世说新语在为人处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世说新语》-- 司马徽别传 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辩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常有人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刘表子琮往候徽,遣问,在,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徽丑陋,骂曰：“死庸.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称是耶!”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辞谢徽.徽谓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急,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常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可以财物令人惭者.”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只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者皆类.”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注：《世说新语》系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一）拙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在汉末文化学术方面今文与古文、官文与民间以及北方与南方的抗衡中,司马徽的立场和作为.所谓“今文与古文”的抗衡是指两汉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学派自西汉以来就为官方所推崇,到东汉时,今文经学家又将儒学神化,糅合谶讳之书,宣传“受命”之说,深受光武帝刘秀等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派遂成为钦定的官方学派.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派,反对荒诞无稽的谶讳迷信,轻视只零琐碎的章句,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某些改革,因而不为统治者认许,未取得正统官学的地位,因此,古文经学始终流行于民间.东汉时,荆州盛行古文经学,东汉末年,刘表统治荆州十九年（190－208）,在此期间,荆州是一个政局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数以千计的学士文人避北方战乱来到荆州,以致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产生了影响全国和后世的著名荆州学派.荆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即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徽.司马徽“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左传》详于一代史事,司马徽专精于《左传》,不言孔子受命改制,宣传了春秋时重民不重神的思想,表现了对“时务”的认识,对个体真实存在的思考.司马徽侨居襄阳,活跃在民间,与另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宋忠等人引经作注,聚众讲学,“讲论义理”,“异于郑玄”,开创了荆州古文经学盛行的局面,并进而与北方的郑（玄）学相抗衡.南方以司马徽等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同北方郑（玄）学的抗衡影响深远.南北朝时,南北学风的差异即蕴含着南北各自的影响：南方重义理——荆州学派“讲论义理”的延续；北方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讳——郑（玄）学采用今文经学纬书怪说的承袭.这种南北学风的差异正如《隋书·儒林传》序所概括的：“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北朝后期,南学已开始北渐,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时尚”,这个历史时期“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来看,东汉末年荆州学派的历史作用不应低估.同样,荆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司马徽的历史地位也应有恰当的评价.（二）拙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司马徽虽隐居不仕,但绝不是远避世事,他发扬两汉“私人教授”的传统,在襄阳设馆办学,讲授古文经学,培养了一批专精于古文经而又能入世的人才.司马徽培养的学生,既有来自荆州的,也有各地“远游”而来的,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栋梁之才.例如：向朗,“少师事司马德操”,后为蜀汉大臣,以“吏能”见称.尹默,梓潼涪人,“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历任蜀汉州牧、仆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等职,曾“以左氏传授后主”.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司马徽还善于发现、荐举人才.他与青年庞统经天纬地,昼夜长谈,发现庞统的才气,称赞他是“南州士之冠冕”,喻为“凤雏”；他也熟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赞喻为“伏龙”.正是由于司马徽的推荐,才使刘备得到这两位天下奇才,从而得以开创“龙凤呈祥”共同辅佐蜀汉的局面.可以说,司马徽“私人教授”,他善于培养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不愧为荆州一代名师.拙文在这一部分还将试析司马徽作为教师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