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肯自立为帝?

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肯自立为帝?
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肯自立为帝?

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肯自立为帝?
公元1864年7月,当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占领天京之时,其弟曾国荃私下遂劝曾国藩利用湘军的实力和自己的威望,灭清廷而君临天下;又某日,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曰:"今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再者,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之中,亦有人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忠王李秀成被捕后就曾表示:"愿以长江西岸数十万部,拥戴为帝."然而,面对这诱人的皇帝宝座,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他以"天道不可违",断然拒之,甚至解散了他一手培植的二十万湘军.
梁启超曾云:"金陵已复,(曾国藩)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又云:"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李文忠公事略>)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曾国藩之所以不敢称帝,乃是"担忧生灵涂炭,国家因此而分裂,使其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我以为,曾国藩不敢称帝的根本原因,缘于他未能摆脱"奉天道而忠君抱国"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仁义""和谐"的思维影响;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胆识与血性,加之某些历史和客观原因,他只能"汲汲欲自引退"矣!
(一)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证明,天道不仅是笼罩在封建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也是臣辅们头上的一顶"金箍咒".汉代大儒董仲舒曰:"万物非天不生."又曰:"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天乃是创造人类和万物之最高主宰,天道则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那么,究竟由谁来代表"天道"?董仲舒又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天子."(<春秋繁露>)不言而喻,皇帝才是天道的代表.因为,"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耳.
缘于此,为臣之道必"循天道而忠君."我们考察曾国藩的一生便知,"忠君"二字可以说是贯彻始终.他在一封家信中曾写道:"余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于是,这"忠君报国"的价值观,也同时生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然而,他的责任感乃至政治主张及其实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专政统治.他对朝廷惟命是从,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他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我以为,这曾国藩的确是深谙为臣之道.殊不知,他纵然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抱负,但绝无“取君而代之”的思想.诚如诸葛亮所言：“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因为,忠君乃臣之职守.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应那个环境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换句话说,为臣的一言一行,只能在皇权内选择,也即在体制内选择.反之,便是犯上做乱,天下必诛之也.
譬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死后,以吕后为代表的吕氏宗族把持朝政.至公元前180,周勃,陈平等人平叛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这历史上的“诛吕安刘”之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刘氏为帝乃刘所归,而吕氏称帝,则是违“天道”之非分之想,是一种扰乱“天意”的大逆无道之行为.诛之,当然是行“天道”之理.
简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中,“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事实上,自春秋之后,无论君王政体与否,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这固有文化道德精神,已融汇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试问,被誉为“忠臣典范”的曾国藩,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帝乎?
（二）
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谐”思维方式影响之下,长期熏陶于“国家与皇帝一体”这文化心态之中的臣辅和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养成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圆通自保的心理.曾国藩为官之初,虽说在官场之中,已滚爬十余年,但始终徘徊于权力场之外.直到经穆彰阿一手提携,才如愿以偿地爬上了二品京官的高位.然而,身在权力旋涡中,也同时为个人的命运和心理增加了几多变数于压力.当他连续上疏咸丰帝,批评其“疏于国之大计”而差点换来飞天大祸后,便磨圆棱角,悄然收起锋芒.即便他后来统帅湘军,一举攻下天京,而被誉为“中兴之臣”,但他深知“功高震主”所带来的主张危机.因此,急流勇退,便是最佳的途径了.
何缘如此?乃是儒家“仁义”“和谐”思想使然.儒家的“仁义”之道（或曰王道）,乃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因而,“性善”是王道的理论基础,“仁义”则是王道的核心.王道乃是协调,是仁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尝云：“天下之本在君,心之术在仁义.”苏洵亦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这里的心,实为和谐圆通之术.我以为,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乃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忠毅精神.这固然有着洁身自好,浊世无尘的积极因素,但他不可能捅破“君权天授”这层薄纸.而他所谓的忠毅精神,也不过是为了维系“对上以忠,对下以诚”,这封建君臣秩序而已.因此,在儒家“仁义”文化的主流意识影响之下,臣辅们本质上说,都是皇帝的奴才.再则,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儒家“仁义”“和谐”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奉天承运”这天道观的衍生.因此,曾国藩不当皇帝而选择了“急流勇退”,绝非“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