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 党锢之祸的史实描述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的叙述有区别?

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 党锢之祸的史实描述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的叙述有区别?
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 党锢之祸的史实描述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的叙述有区别?

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 党锢之祸的史实描述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的叙述有区别?
个人认为他们描述有区别大概还是因为编史的目的不一样导致的,我们能很明显的从资治通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上看出,它有很明显“劝”的意味在里面,所以他的主观性强一些,作者需要用历史来证明当时的一些政治理念,并对读者造成潜在影响（这并不是说他就是错的反而即使在如今看来大部分还是符合现在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而后汉书则更受春秋笔法的影响,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所以他的观点描述更加隐晦一些,也使作者对读者的影响减小,让读者自己去领会那一段历史（作者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角度去编史,也许这样的历史受“成王败寇”的影响要小一些,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看编史的人的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个人的修养.所以纸上的历史不可能绝对的公正,而真正的历史只能被时间所记录）.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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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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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
　　“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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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
　　“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翻译：
　　在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政务荒谬，国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匹夫、处士们愤然议论朝政，于是互相品题，议论公卿大臣，评价朝政得失蔚然成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矫枉必须过正，原本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样的人，清高自首，疾恶如仇，最终被当作朋党，也是这个原因啊。
　　赞曰：渭水因为碰到泾水而显出它的污浊，玉放在石头间才显出它的坚贞。事物的本性有所区别，善恶自然显露。遗憾的是，为了照明，不得不点燃芳香的油脂。
司马光《资治通鉴》
　　“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翻译：
　　臣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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