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J.A舍伦伯格甚至将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社会心理学大师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地审察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就会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缺少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联系.在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实质性解释上精神分析理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各种理论学说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说明.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的根据是什么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是有限的”[1](P578).那么,作为精神分析的整个学派是否也缺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呢?或者说,精神分析理论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学流派一样主要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呢?
显然,简单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的确,精神分析一开始与社会心理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它甚至仅仅是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使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与人类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渐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说,在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流派.至于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中,除了个体社会化理论及态度学说等少数的几个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应有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逐渐被排斥到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边缘.与当代完全尊奉实证主义原则的科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显得极不合时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排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长期以来缺少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内容丰富而庞杂,既有对一般心理动力的探索,也有对变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许多社会心理学论题就是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当把它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翻译”成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之前,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社会心理学价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创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精神分析学派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所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期获得关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启迪.
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精神分析,就其内容来看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理论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里,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很难估计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会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把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学说中具有社会心理学本质意义的内容加以概括则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论题之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
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如E.A.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马斯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观方面的普通科学[2](P1-2).与这些社会心理学主张一样,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从探索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
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自《梦的释义》出版之后最为自信的一本著作——《图腾与禁忌》,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历程.在该书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扩展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情结构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谋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活动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儿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表现.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人曾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将所有的女性都占为己有,并驱逐了他的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有一天,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继而儿子们后悔了,罪恶感使他们制定了两条戒律,(1)祭奉象征父亲的某种图腾动物；(2)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这便是原始图腾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来.总之,道德、宗教、艺术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于某种心理动力——在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从这种心理动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起源的说明.
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大弟子（后来又与其分道扬镳）卡尔·荣格那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述——集体无意识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深处的更深广、更隐晦、年代也更久远的东西,“他不是源于个人获得物,而是源于遗传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潜能,即源于遗传的大脑的结构,这就是神话联想——即那些不需要历史传统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发于任何时代和国土上的动机和意象”[4](P588).荣格相信,曾经被原始人所获得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经过世代相传已经积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一样,荣格也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按照他的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方式去行动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进而,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最后都得凭借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荣格认为,“能量与能量守恒观念一定是某种潜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5](P68).这种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时代就存在,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魔鬼的信仰、魔力、灵魂不死的观念等.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些充满着神秘主义迷雾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科学研究的证明.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却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明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其中涵括着人类心理活动的轨迹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中我们看到,探索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6](P56).
论题之二：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决定
把社会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决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社会心理学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因此,寻求心理活动的社会文化原因便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自觉任务.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也就构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学说,强调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使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了从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到注重社会群体因素的转向.沿着阿德勒开辟的道路,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霍尼进一步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旋律.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必须考虑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之感,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起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症的隐患.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改变自私自利的状况,神经症的自私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概括起来看,霍尼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反映,个人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
与阿德勒和霍尼一脉相承,精神分析学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理论.沙利文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从这一观点出发,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文化观的思想,即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即社会心理学”[7](P166).这一让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的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伤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了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总之,精神障碍导源于不适宜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7](P167).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生物医学的承认暂且不论,但仅就沙利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来看,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同沙利文及其他社会文化学派的学者们相比,弗洛姆则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本性,他的热情和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7](P173).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创造人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创造过程加以理解和解释.弗洛姆在其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机制.如弗洛姆认为社会潜意识就是通过语言、逻辑和禁忌这三把“文化滤斗”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语言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通过其蕴涵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则决定着其成员认定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而社会文化中的禁忌则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起着塑造作用,那些被认为是不合理或危险的思想、情感或态度就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这就是社会潜意识形成的文化机制.
总之,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中看到了一种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论题之三：群体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个性心理学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对象是个体的患者不无关系.然而,精神分析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精神分析学家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体心理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群体心理问题也是蕴涵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首先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集中关注的当是弗洛伊德.为了实现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弗洛伊德于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在该书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接受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G.勒朋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认为群体之所以使人“着迷”,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1)从纯粹的人员数量上获得无敌感；(2)行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试图用里比多的概念给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8](P96).他从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场出发,强调联结群体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他认为暗示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受暗示者具有与他人保持和谐的爱他人的倾向.换言之,只有体现这种爱的关系的里比多“才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8](P98).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图将群体心理的产生纳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认为他除了重复和肯定勒朋的观点之外,自己在群体心理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9](P72).对此,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体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内之事,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在精神分析的体系内部无疑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举措”.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属于动态的群体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这种群体被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称之为“群众”(crowd),它属于群体的一种非常规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群体心理学中的集体行为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还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探讨了群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该派理论家们还以诸如民族、部落等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体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弗罗姆认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性格,它体现的是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的心理差异.二是社会性格,它是一社会阶级或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会性格体现着一既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P174).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心理就是该群体全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是典型的心理”[10](P185).应该说弗罗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群体心理的本质,相对于行为主义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否定而言,这是群体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在文化人类学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类似于弗罗姆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准确和具体的表述.如拉尔夫·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以及杜波依斯的“众数人格”等都是对类似于“社会性格”的群体心理问题的典型研究.当人们在感叹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对诸如阶级、民族等这样的大型群体心理进行科学分析时[10](P179),精神分析理论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还使用了颇具科学意义的统计方法——“众数人格”正是通过人格资料的统计学处理而获得的一种属于民族、阶级等大型群体的人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