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
革命期——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第二次高潮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吹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把改良思潮推为时代的主流,也催生了民主革命思潮.1894年11月,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创立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纲领的提出,就是这一思想的佐证.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潮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民主改良思潮并未相应终止,它与民主革命思潮成为驾御近代社会的两条主线.但十九世纪末席卷华夏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北京城破,清帝后出走,议和款达九亿两,清政府的腐败彻底暴露,国内反清情绪日增.这时改良派仍立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张已不能迎合爱国志士“救亡保种”的迫切要求,立宪被斥为卖国,革命情绪潜滋暗长.1903年以后,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步取代改良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流.1907年《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07页.）说明本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已磅礴澎湃为第二次高潮.
　　在民权思想演变的进程中,如果说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时代象征是康有为,那么二十世纪初则进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
　　革命派民权思想的提出和完善,是和孙中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举国沉浸在改良变法的浪潮中,第一个举起民主革命的火把,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并把“创立合众政府”作为秘密誓词.1905年同盟会又确立了“建立民国”的鲜明纲领.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来充实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1906年针对西方“三权分立”的弊病,发明“五权宪法”,终于形成了一套理论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这是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中山的理论专注于必然和应然问题.康有为阐发进化论还需要装在“公羊三世”的套子里,孙中山却公然抛开孔子的招牌,从世界潮流的角度明确提出“民权时代”的概念.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说明民权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二十世纪已进入民权时代,“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5页）接着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又从理论上、历史上和中国的前途上剖析了民权的应然性,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为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以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人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亡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民主.”孙中山这段应然性的论证不仅包含了对封建专制的反对,也显示了对立宪救国的不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让民作主”这一“民主”的本来面目还原成为第一要素,对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改良派倡民权而反民主的精神实质表现了绝大的嘲讽.列宁就曾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他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和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立宪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如果说孙中山把“民主”放在第一位,那么民权就在第二位.他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民权丧失的痛惜的.1897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揭露人民在专制统治下毫无政治权利的事实：“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呼诉.”（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1904年,他又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份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从十一个方面揭露了封建专制政府对人民“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抨击这个政府压制人民“言论自由”、禁止人民“结社自由”的倒行逆施.由于他是从人民政治权利的角度来批判专制,那么逻辑的推理是,既然人民丧失了权利,就必须要进行夺权斗争,结论是,推翻专制.这样“民权”就成为“民主”的理由和目标,“民主”成为“民权”的基础,即要先让人民作国家的主人,然后人民才能享受到平等自由的人权.这条逻辑与梁启超的“权生于智”及严复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恰恰相反,他还进一步作了解释：“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方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22页.）这里他的“民权”,是指人民的主权,即只有人民作了主人,才能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追循民权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民权”的外延在逐渐扩大,早期改良派只要求一点点有限的参政权,平等、自由的人权都被排斥在外；改良派迈进了一大步,将平等和自由圈入民权的范畴,却又中途转向办教育开民智；只有革命派才逻辑地得出要民权必须民主的结论,将主权和人权统一起来.
　　那么民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孙中山凝炼为六大宗旨：“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在“民有”方面,孙中山把四万万人看作是民国的主人.他说,新成立的“民国以四万万人为主人”,“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2页.）并庄严宣告,“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族所可独占.”（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7—560页.）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49页.）,国民“乃民国之天子”；（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49页）在“民治”方面,孙中山说：“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28页.）如何治?他又提出了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项具体权利；在“民享”方面,孙中山指出,“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权利自当为天下人民所共享.”（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29页.）享什么权?泛泛而言,就是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权.孙中山不仅从主权、治权、人权三方面规定了民权的内涵,更确立了五权宪法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五权宪法是孙中山针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流弊,借鉴古代科举考选制度和监察御史制度进行的独创,包含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9页）孙中山对民权具体细致的规定以及五权宪法的创设,是这一时期民权理论趋于成熟的象征.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因此民权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结束这种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创立民国”）.民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指明民主的终极目标就是国体和政体的根本改变,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理论的昭示具有直接的启蒙意义,因而成为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为资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
　　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一个弱点就是将民族与民权两大主义并为一体.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倒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这样反满的民族主义与去暴政的民权主义就并同起来,以致很多革命派错误地以为“去满人”就等于“去暴政”,不仅模糊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界限,甚而根本用民族主义覆盖了民权主义,严重冲淡了革命的民主色彩.辛亥革命的失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灭不能说和民权主义的淡化全无干系.
　　另外,孙中山由于专注于民主进程的必然性和应然性,未免对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而思想的超前性又反衬出现实操作的苍白无力.他以为只要有崇高的理想,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就可以轻松地迎来民主共和,没有意识到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应当考虑到民族传统、社会现实等历史条件,而他对政治革命的专注又使他忽视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要准备,以至最后革命虽推翻了专制统治,开创了共和,但民主政治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反而经历了两次复辟.这也是孙中山思想的理想色彩不可避免的命运.
　　五、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历史命运
　　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七十多年的演进,负着救亡御侮的历史重任,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痕迹,印着社会剧变的风尘,渐渐从稚弱走向成熟.这七十年来民权思想的演进,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是一个洪峰,而是以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从魏源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民权的歆慕和早期改良派的议院议论发端,民权思想逐渐由低调走向高潮,改良派对平等自由的阐发掀起了资产阶级人权启蒙的高潮,革命派对民主民权的见解又掀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权启蒙高潮.思想的潮起潮落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命运,使中国近代史表现为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事实.
　　民权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过程.近代思想家从对君权极致的不满走向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深度不可谓不深,但近代反对封建主义的结局却很不如人意,民主共和并没有真正确立.原因何在?这一方面要归结到近代救亡御侮的迫切历史任务导致的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一方面还要归结到几千年来封建专制造成的文化心理惰性.
　　近代中国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欺凌之下,救亡御侮的包袱一直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使得人民既无暇从容思索反对专制主义的问题,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来不及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因此形成的民权思想是不完整的似民主、非民主的中国式思想,这样的思想自然无法指导一场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经过几千年的凝炼,已沉积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心理对封建专制主义有着巨大的依赖性,因而也存在着改造的惰性.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伦理观念、社会政治传统、风俗习惯乃至生活方式都未受到根本冲击,仍占压倒多数的地位.因此,近代中国还缺乏进行社会革命、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决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不得不以缓慢的步骤、妥协的方式持久地进行着.